關錦鵬：每個人都是我們面對的鏡子
關錦鵬：每個人都是我們面對的鏡子
oscar 周二 9月 29, 2009 1:21 pm
關錦鵬：每個人都是我們面對的鏡子
(作者或來源) 朱慧憬
關錦鵬
1957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1979年加入無線電視，任職助理導演和助理編劇，後隨許鞍華轉入電影圈。1984年拍攝處女作《女人心》，代表作有《胭脂扣》、《阮玲玉》、《有時跳舞》、《越快樂越墮落》、《藍宇》等。
你租個房子、買個房子都要跟賣家簽個合約啊，為什麼不能把結婚的契約變成一個租房子或者買賣房子的合約來看待呢？大家不就是對對方有一個承諾嘛。
早年，《人在紐約》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拿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8個獎。大家都很清楚那一年背後的原因，金馬獎是一個遊戲獎項。我知道這點，但是拿了獎還是很高興。結果呢，無論是票房或者評論方面，《人在紐約》的口碑都不盡如人意。我又覺得挺難過的，走在路上怕人家認出我是那個電影的導演。現在，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我相信是到了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吧。
當然有過辛苦的歲月或者懷疑自己的歲月。現在？都忘了，或者不去想它。過去了就過去了。很多東西是順其自然的，來了就來了。你感受得到就讓它紮根在你的記憶裏；你今天把它放過了忘記了，也沒辦法。
一切就這樣吧
人家喜歡不喜歡我的作品，其實我沒有太在意。雖然後來《阮玲玉》得到一片盛讚，那個時候也不見得有很多人喜歡啊，我記得在香港首映的時候，電影還沒放映完人大概走了三分之一。那時候電影院的椅子和現在的不同，一站起來，椅子會“啪”一聲，我甚至覺得有些觀眾用那個聲音來表示他不喜歡。滿場“啪”、“啪”聲的確讓人不好受，不過總有人喜歡不喜歡的吧，我心理準備是有的。
至於《長恨歌》，我相信每個導演能把電影拍出來，肯定有他的偏愛、他的自信在裏面。你說有些章節他拍得不夠好，這個遺憾也總會有的。打一個很老套的比喻，很多導演都會想，每個電影就像自己的兒女，有長得漂亮一點的，有長得不好看一點的，但是還是你的兒女，對不對？做父母的不自覺地總會對四五個兒女其中的一個稍稍偏愛一點的，但是他嘴巴不會認，他說，我都很公平，一視同仁。
雖然舉這個例子，但是我相信我是在導演當中最不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兒女來看待的人吧。我覺得一個電影拍完就拍完了，只代表某一個階段的東西，最好不要太掛在嘴邊，或者不要再去想它。這種思維方式有我個性的原因，你別看我溫溫吞吞的，有些東西我是蠻狠的。
我的男朋友曾經猶豫過是否要和我分開，進入主流婚姻生活。他當時碰到了事業的一個關口，就連帶考慮到了感情問題。雖然，這也會引發我對人生的更多的盤整或者思考，但是我的個性使然，就覺得隨便吧，挽救不回來也沒辦法。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做《阮玲玉》的資料搜集，我沒有把很多心思放在他身上，去照顧他的情緒。不過後來還好，沒發生更大的變化。
鏡子
你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會碰到很多人，你與人合作不同的項目會碰到不同的一些人；或者你有一個工作班底，有些人合作著，然後分開，過段時間你們又合作了。有時候，你忽然會覺得不光你自己改變了，所有的朋友都有改變。這種改變就讓你與他們整個互動的過程跟過去變得不一樣了，你影響他也好，他影響你也好，你會覺得在這麼一個過程中，往往旁邊的人變成了你面前的很多面鏡子，在別人身上你能看到你自己。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這種鏡子的映射作用無處不在，體現在你和工作夥伴的相處上，也體現在你跟你的親人相處，跟你的情人相處上。其實人跟人相處有趣的地方也就是看你懂不懂得去珍惜這個東西，或者看到這個東西。
你對一個人的瞭解透徹一點，或者有些時候客觀一點，才有機會體會那種“鏡子”的感覺。比如你小時候對母親的印象是偏執而嘮叨的，甚至挨過罵挨過打；到今天她老了，她變成像小孩一樣可愛而無助，而你卻在自己身上看到母親當年的影子……只能說不變的就是她是你母親你是她兒子，沒有一個人是永恆不變的。他這個階段是這樣的，下個階段可能是那樣的，因為有很多客觀的狀況在變化中。比如說現在我身體健康，我經驗上有很多東西告訴我，可以透徹一點去看這個問題，從容一點去對待你身邊的人跟事。但是到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身體、精神狀況都不是很好了，比如說你生病，你會很急躁、很擔心，這時候你的世界和現在蠻壯健的時候的世界是不一樣的。要是人人都不變化，永遠在一種狀態下，那人生就變得不好玩了。
愛情的定義並不重要
那天參加劉嘉玲的婚禮，我很感動，我覺得那不僅僅是一個婚禮。我跟他們兩位也說，你們兩個給我的感覺已經超乎男女之情了，你們對我來講已經是親人、家人，變成世界上最好的兩個朋友了。有人問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那紙婚書？我想問有這樣一張紙又怎麼樣呢？又有什麼不好，有什麼問題呢？那是很自然的，有和沒有，都是沒有必要那麼在意的一個事情。
你就很從容去對待它嘛，你租個房子、買個房子都要跟賣家簽個合約啊，為什麼不能把結婚的契約變成一個租房子或者買賣房子的合約來看待呢？大家不就是對對方有一個承諾嘛。
我舉個例子吧，梅豔芳去世的那天，我回到家已經很晚了。我男朋友平常很早睡覺，那天晚上他等我。他也沒說什麼，那天晚上電視上有鋪天蓋地的梅豔芳的專輯、MV……他陪我在客廳看了會電視，然後把一盒紙巾放在我邊上，就回房間睡覺了。我覺得兩個人這樣的關係讓我很滿足。就是不管你是親人、情人、朋友，能相互給對方空間，同時又能看到那種親密、關心，我覺得夠了。那是愛情嗎？怎麼定義已經不重要了。你對愛情定義的修正或者解釋，都不重要了。這是一種感覺，你可以用愛情、可以用關心、可以用親密、可以用瞭解來說明這種感覺，總之你個人感受到就好了。
對話關錦鵬
問：導演是特別追求戲劇衝突的一種職業，這個職業會給你的生活帶來影響嗎？
答：我覺得生活上的衝突往往很多時候比電影更戲劇化，讓人動容，但是人常常在自己生活裏面就讓它這樣過了，他沒有很好地拿捏生活上的感動。電影好玩的地方是你要去提煉，提煉生活上的戲劇性。
問：會不會有時因為職業的緣故，而不自覺地去追求更戲劇化的生活？
答：不會，我記得我跟侯孝賢做訪問，談到小津安二郎，我覺得小津能一輩子拍最貼近自己日常生活的電影，他肯定是很有內在激情的。你什麼時候都要有主觀的激情，放置於你的生活跟電影中。但是同時要有客觀的判斷，你要跟生活、電影保持恰當的距離。
採訪手記
對話從《長恨歌》開始。因為這出戲的票房慘敗，至今，關錦鵬似乎沒再拍過一部電影。“殺傷力是有的。具體表現可能是你籌拍下一部，融資的時候，人家會提起這個電影。”頓了頓，他說，“但是能怎麼樣呢？”忽然覺得那是一種很好的人生態度——當你對很多事情都沒所謂時，自然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麼樣。
關錦鵬評價自己——你別看我溫溫吞吞的，有些東西我是蠻狠的。“狠”字值得玩味，背後是明白、清晰之後的決然吧。眾人眼中的關錦鵬是溫柔得體的紳士好人，而關鍵時刻他並不委屈自己。
他還愛說一句——就這樣吧。我調侃說聽著很無奈啊，他說一點無奈都沒有，他很享受人生的這種——就這樣吧。於是他看著好友劉嘉玲梁朝偉在一起20年後，還是結了婚。叛逆少年問：一紙婚書有那麼重要嗎？關錦鵬答：一張紙當然不重要，既然都是無關緊要的，為什麼不要那張紙呢？
如此含混的調子就是關錦鵬——對命運順其自然、逆來順受卻自有堅定，坦然堅持中又自有種對命運的妥協，從容中有種無奈。
(作者或來源) 朱慧憬
關錦鵬
1957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1979年加入無線電視，任職助理導演和助理編劇，後隨許鞍華轉入電影圈。1984年拍攝處女作《女人心》，代表作有《胭脂扣》、《阮玲玉》、《有時跳舞》、《越快樂越墮落》、《藍宇》等。
你租個房子、買個房子都要跟賣家簽個合約啊，為什麼不能把結婚的契約變成一個租房子或者買賣房子的合約來看待呢？大家不就是對對方有一個承諾嘛。
早年，《人在紐約》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拿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8個獎。大家都很清楚那一年背後的原因，金馬獎是一個遊戲獎項。我知道這點，但是拿了獎還是很高興。結果呢，無論是票房或者評論方面，《人在紐約》的口碑都不盡如人意。我又覺得挺難過的，走在路上怕人家認出我是那個電影的導演。現在，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我相信是到了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吧。
當然有過辛苦的歲月或者懷疑自己的歲月。現在？都忘了，或者不去想它。過去了就過去了。很多東西是順其自然的，來了就來了。你感受得到就讓它紮根在你的記憶裏；你今天把它放過了忘記了，也沒辦法。
一切就這樣吧
人家喜歡不喜歡我的作品，其實我沒有太在意。雖然後來《阮玲玉》得到一片盛讚，那個時候也不見得有很多人喜歡啊，我記得在香港首映的時候，電影還沒放映完人大概走了三分之一。那時候電影院的椅子和現在的不同，一站起來，椅子會“啪”一聲，我甚至覺得有些觀眾用那個聲音來表示他不喜歡。滿場“啪”、“啪”聲的確讓人不好受，不過總有人喜歡不喜歡的吧，我心理準備是有的。
至於《長恨歌》，我相信每個導演能把電影拍出來，肯定有他的偏愛、他的自信在裏面。你說有些章節他拍得不夠好，這個遺憾也總會有的。打一個很老套的比喻，很多導演都會想，每個電影就像自己的兒女，有長得漂亮一點的，有長得不好看一點的，但是還是你的兒女，對不對？做父母的不自覺地總會對四五個兒女其中的一個稍稍偏愛一點的，但是他嘴巴不會認，他說，我都很公平，一視同仁。
雖然舉這個例子，但是我相信我是在導演當中最不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兒女來看待的人吧。我覺得一個電影拍完就拍完了，只代表某一個階段的東西，最好不要太掛在嘴邊，或者不要再去想它。這種思維方式有我個性的原因，你別看我溫溫吞吞的，有些東西我是蠻狠的。
我的男朋友曾經猶豫過是否要和我分開，進入主流婚姻生活。他當時碰到了事業的一個關口，就連帶考慮到了感情問題。雖然，這也會引發我對人生的更多的盤整或者思考，但是我的個性使然，就覺得隨便吧，挽救不回來也沒辦法。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做《阮玲玉》的資料搜集，我沒有把很多心思放在他身上，去照顧他的情緒。不過後來還好，沒發生更大的變化。
鏡子
你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會碰到很多人，你與人合作不同的項目會碰到不同的一些人；或者你有一個工作班底，有些人合作著，然後分開，過段時間你們又合作了。有時候，你忽然會覺得不光你自己改變了，所有的朋友都有改變。這種改變就讓你與他們整個互動的過程跟過去變得不一樣了，你影響他也好，他影響你也好，你會覺得在這麼一個過程中，往往旁邊的人變成了你面前的很多面鏡子，在別人身上你能看到你自己。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這種鏡子的映射作用無處不在，體現在你和工作夥伴的相處上，也體現在你跟你的親人相處，跟你的情人相處上。其實人跟人相處有趣的地方也就是看你懂不懂得去珍惜這個東西，或者看到這個東西。
你對一個人的瞭解透徹一點，或者有些時候客觀一點，才有機會體會那種“鏡子”的感覺。比如你小時候對母親的印象是偏執而嘮叨的，甚至挨過罵挨過打；到今天她老了，她變成像小孩一樣可愛而無助，而你卻在自己身上看到母親當年的影子……只能說不變的就是她是你母親你是她兒子，沒有一個人是永恆不變的。他這個階段是這樣的，下個階段可能是那樣的，因為有很多客觀的狀況在變化中。比如說現在我身體健康，我經驗上有很多東西告訴我，可以透徹一點去看這個問題，從容一點去對待你身邊的人跟事。但是到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身體、精神狀況都不是很好了，比如說你生病，你會很急躁、很擔心，這時候你的世界和現在蠻壯健的時候的世界是不一樣的。要是人人都不變化，永遠在一種狀態下，那人生就變得不好玩了。
愛情的定義並不重要
那天參加劉嘉玲的婚禮，我很感動，我覺得那不僅僅是一個婚禮。我跟他們兩位也說，你們兩個給我的感覺已經超乎男女之情了，你們對我來講已經是親人、家人，變成世界上最好的兩個朋友了。有人問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那紙婚書？我想問有這樣一張紙又怎麼樣呢？又有什麼不好，有什麼問題呢？那是很自然的，有和沒有，都是沒有必要那麼在意的一個事情。
你就很從容去對待它嘛，你租個房子、買個房子都要跟賣家簽個合約啊，為什麼不能把結婚的契約變成一個租房子或者買賣房子的合約來看待呢？大家不就是對對方有一個承諾嘛。
我舉個例子吧，梅豔芳去世的那天，我回到家已經很晚了。我男朋友平常很早睡覺，那天晚上他等我。他也沒說什麼，那天晚上電視上有鋪天蓋地的梅豔芳的專輯、MV……他陪我在客廳看了會電視，然後把一盒紙巾放在我邊上，就回房間睡覺了。我覺得兩個人這樣的關係讓我很滿足。就是不管你是親人、情人、朋友，能相互給對方空間，同時又能看到那種親密、關心，我覺得夠了。那是愛情嗎？怎麼定義已經不重要了。你對愛情定義的修正或者解釋，都不重要了。這是一種感覺，你可以用愛情、可以用關心、可以用親密、可以用瞭解來說明這種感覺，總之你個人感受到就好了。
對話關錦鵬
問：導演是特別追求戲劇衝突的一種職業，這個職業會給你的生活帶來影響嗎？
答：我覺得生活上的衝突往往很多時候比電影更戲劇化，讓人動容，但是人常常在自己生活裏面就讓它這樣過了，他沒有很好地拿捏生活上的感動。電影好玩的地方是你要去提煉，提煉生活上的戲劇性。
問：會不會有時因為職業的緣故，而不自覺地去追求更戲劇化的生活？
答：不會，我記得我跟侯孝賢做訪問，談到小津安二郎，我覺得小津能一輩子拍最貼近自己日常生活的電影，他肯定是很有內在激情的。你什麼時候都要有主觀的激情，放置於你的生活跟電影中。但是同時要有客觀的判斷，你要跟生活、電影保持恰當的距離。
採訪手記
對話從《長恨歌》開始。因為這出戲的票房慘敗，至今，關錦鵬似乎沒再拍過一部電影。“殺傷力是有的。具體表現可能是你籌拍下一部，融資的時候，人家會提起這個電影。”頓了頓，他說，“但是能怎麼樣呢？”忽然覺得那是一種很好的人生態度——當你對很多事情都沒所謂時，自然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麼樣。
關錦鵬評價自己——你別看我溫溫吞吞的，有些東西我是蠻狠的。“狠”字值得玩味，背後是明白、清晰之後的決然吧。眾人眼中的關錦鵬是溫柔得體的紳士好人，而關鍵時刻他並不委屈自己。
他還愛說一句——就這樣吧。我調侃說聽著很無奈啊，他說一點無奈都沒有，他很享受人生的這種——就這樣吧。於是他看著好友劉嘉玲梁朝偉在一起20年後，還是結了婚。叛逆少年問：一紙婚書有那麼重要嗎？關錦鵬答：一張紙當然不重要，既然都是無關緊要的，為什麼不要那張紙呢？
如此含混的調子就是關錦鵬——對命運順其自然、逆來順受卻自有堅定，坦然堅持中又自有種對命運的妥協，從容中有種無奈。
oscar- 訪客
這個論壇的權限：
您 無法 在這個版面回復文章